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发展的长远与全局问题。现代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是一个呈现国家兴衰界限的关键问题，国无远虑，必有近忧。人们常常着眼于国家战略的成功性个案，而忘记了国家战略的失败性个案。为避免国家战略的失败，有必要强化对国家战略规避性问题的讨论。其中，四个问题尤为值得关注:战略误判、战略冒进、战略透支、战略溃败。战略误判、冒进、透支与溃败连贯浮现，就是国家战略的彻底失败。
现代国家战略存在先发国家的试探性战略与后发国家的模仿性战略两种基本类型。先发国家在现代化探索中拥有从容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因此可以以试错的方式探索国家前路，其战略的前置性与全局性并不凸显；后发国家面对的发展局面颇为紧张，因此不得不对其发展的全局处境和长远目标做出谋划，反倒表现出国家战略的事先自觉。但因为处境的不利，这类战略常常表现出对倡导性一面的压倒性关注，悲剧性地遗忘了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这对国际局势与国内状态双重紧张的后发国家来讲，无疑显著加大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难度。这是大多数后发国家在战略上都会陷入溃败状态的必然原因。
现代国家并不能天然地保有适当的国家战略，因此会因为国家战略的适当与否，分流为成功国家与失败国家。这一分流，不仅是因为国家战略思维上的重大差异，也是因为国家实施的种种战略措施具有根本不同。从战略观念落实为战略举措，国家间会因其发展态势、权力意欲、公众认知、资源聚集、社会动员、政策应对、国际协调等方面的不同进路，而呈现出天差地别的结果：一些国家倾向于务实行动，一些国家喜好空谈战略，并以无视公民价值的方式追求没有明确指向的国家富强这类战略目标，结果不仅造成国家悲剧，甚至引发国际灾难。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代国际政治现象。前及的德国、日本、俄罗斯，自有其战略理论家，故有国家战略的思想高度。但由于这些战略围绕的都是抽象的国家富强目标，国家权力固然大喜过望地乐于实施这类有利于权力自我维系与巩固的所谓战略，但结果一定与所谓战略家的战略期望完全悖反。德国的大空间理论、日本的东亚共荣圈理念、苏俄的世界革命理论、如今俄罗斯杜金式的地缘政治学，都是支配过三个国家的国家行动的战略思想，但结果不是实现国家所意欲的富强，而是让国家陷入了显见的危机状态。最终，国家要么落入准殖民地的悲壮境地，要么造成国家的准崩溃结局。
对现代国家来讲，国家战略需要着眼于国家内部各社会组成要素的合宜运转，否则就不会有真正有效的、有助于强盛的国家战略。如果国家战略没有能够有效坐实，仅仅在寻求富强的宗旨下进入国际社会并追求霸权，即便这个国家占据了极为广袤的土地、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看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也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大国家。从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扩展而成的俄罗斯帝国，领土之广、资源之丰富、军事之强大，一时让邻国，甚至是国际社会敬畏。其扩张力的强大，让人将俄罗斯人称许为“战斗民族”。但俄国的称雄、苏联的称霸，在苏联的瞬间崩溃中成为过眼烟云。而“新帝国”英国的疆域，恰好与俄罗斯的疆域范围出现相反运动：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体系解体过程中，几乎退出了所有殖民地，且在退出时为殖民地留下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遗产”，推动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现代政体建构进程。
这个分流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它表明，像俄罗斯这类对疆域控制表现出极强欲望的国家，在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实际上它根本不知道现代国际体系已经发展到新的控权阶段，它不以传统的、控制领土面积大小为国家强弱的标志，而以创新和协同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指标。英国仍然为人们示范着这样的国家战略有效性，而美国更是以创新和国际协力向人们力证国家战略的崭新机制。因为创新不是一国之内那个具体部门的单兵突破，而是一个国家形成了“创新发展的社会系统”并高效运作的结果。这就不仅让创新性国家不再追求领土占有、人口控制、军事争夺这些传统国家战略核心使命，一心以创新发展实现国家的和平性发展，而且促使其他国家悉心模仿、寻求创新。国际体系，因此有可能成为千方百计追求创新的新体系。这是经典的现代国家战略必须刷新的一个机制。
卡尔·施密特的大空间战略、杜金的地缘政治学论述、日本的东亚共荣圈布局，都是远远落后于时代演进的陈旧大战略理论。尽管仍然有人迷恋这类理论，并且醉心其中，诱导人们迷执这类早已过时的国家战略，但其不足以引导国家形成健全的战略观念与战略部署，已经为最近的俄乌战争所证实。国家战略的大局，一者仍然需要国家将诸社会要素理性地加以配置，从而将历史与当下、经济资源与经济发展、政体选择与国家运行、文化要素与民族凝聚这些因素相互协调。二者，则需要国家战略寻求新的效用指标体系，不再以武力或物化力量作为衡量国家强弱的指标，而以创新性发展为国家盛衰、强弱的判断标准。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战略成熟的标志，也是一国在国家间竞争中赢得优势的两个大局问题。
国家战略上的倡导性向度和规避性向度具有重大差异，前者是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上积极考虑并想方设法加以实施的方面，后者则是国家维持其战略的兜底条件。没有兜底的规避性向度，国家战略就不成其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战略，反而可能导致国家的溃败与倾覆；没有倡导性向度，国家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就得不到凸显，就难以保障国家安全，无法提升国家品质与国际竞争力。
人们在讨论大国兴衰的时候，常常将德国、日本、俄罗斯的“崛起”作为制定与实施国家战略的典型案例来对待。其实，从严格的角度来讲，这些国家并没有什么真实有效的国家战略。这不仅是从它们的国家失败上已经得出的不易结论，而且也从它们根本不了解现代国家真正崛起与称雄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上得到印证。它们的国家战略仍然维持着古代战略的大思路。对外总是采用一种战略冒进的方式，试图以军事霸主性权力获得国际领导地位。国家就既没能整合好国内秩序，侵略性极强的国际政策一旦遭到国际社会的拒斥，它们便随即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或“弃儿”。这是一个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双重失败的结果。对这三个国家来说，它们在确定国家战略的时候，都心存一种占尽国家间竞争既得优势的急功近利态度：德国人在寻求现代国家崛起的时候，认为自己既不属于西方，更不属于东方，而是能够发挥东西方国家所有优势的国家：它以完全不同于西欧国家腐朽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谋求一种疾速的国家攀升局面，并试图以此赢得主导世界政治的权力。而从俄罗斯迈入近代门槛伊始，它就特别强调自己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东方的君主专制的欧亚主义路线，寻求一条既与西方的英美对抗，也与东方国家拒绝合作的特殊国家主义道路。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以所谓东方殖民国家的代表自居，试图集合东方国家的力量来对抗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做法。但这类以独特性来确立国家战略的做派，不惟难以整合起现代国家的国内秩序，也无法与国际社会平等打交道。结果不是它们以自己的国家战略意志重塑国际秩序，成为它们所希冀的强权国家，相反，国家在这样的战略图谋中，陷入战争危机或发展陷阱，最终断送了国家发展的大好前程。
一个后发国家，把自己的战略意愿直接转化为国家战略意识，再直接由单一的社会要素即军事力量来组织国家资源，展开其所谓的战略实施过程，结局必然出其意料，陷入无可挽救的国家败局。后发国家极易陷入一蹴而就的、寻求富强的“战略”思维陷阱之中。于是，一种无法扭转的操之过急定势，必定将其引上国家发展歧路。其一定会因为规避性向度的国家战略未保、倡导性战略遭到轻率处置，导致国家战略的溃败，引发难以挽救的国家危机。
任何国家真正具有合宜的国家战略，便是在倡导性向度上做到了两个必须：一是必须对现代国家的现代特质有一个高度自觉的意识和落实到位的实施。这就是国家必须坐实在最有利于聚集民心的立宪民主政体平台上，并以此去寻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社会与国家的分流而治、经济与社会的平衡性发展等等。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综合历史性条件，以所谓“弯道超车”的方式追求国家的疾速崛起与国际社会的领导权。这就势必让国家处在诸构成要素极不平衡的畸形发展状态，终究有一日会导致国家的失败或倾覆。二是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国家自我意识。国家战略的自我意识上不成熟，一定会束缚一国中人对国家的理性认知。像现代国家战略的典型失败者德国，在国家倡导性战略的前一任务尚未落实之际，就匆匆提出“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命题，并以此来组织整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将之付诸国际竞争过程与侵略战争行为，结果可想而知。只有像英国那样，历经数百年渐进过程凸现出来的国家战略，不仅对英国的国内秩序供给发挥了足够的保障作用，也让英国得以成为“日不落帝国”。进而，只有像美国那样，并不占有别国一尺一寸土地，却以其成为创新性国家而保有相对稳定的国内秩序，并发挥国际示范的作用。在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未能凸显并得到落实的情况下，国家战略意识与社会诸要素的适配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国家战略就会以失败收场。
现代建国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由于先发现代国家在进入国际社会的时候，以一个强大国家的面目示人，后发国家很容易以一种艳羡的心态去袭取先发国家已经显示成效的一些做法。但在模仿这类做法的时候，又常表现出一种浮于表面的“理解”，而不去深究强盛国家之所以强盛的深层理由，结果就陷入东施效颦的错谬之中而难以自拔。因于这样的定势，后发国家常常会误认为国家崛起就是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就是对别的国家能发起战争并赢得胜利。这种极为肤浅的国家战略认知，长期主导了后发现代国家的战略意识。
赞(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