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7日中国高考第一天，武汉考生进入考场。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47年，本月上旬有1342万人参加了高考，比去年增加了51万人，据说是中国史上最“卷”高考。是不是史上最“卷”的一次，其实还难说，因为中国77年恢复高考后，当年有570万人报名参加，而录取人数只有27.8万人，录取比例不到5%，就竞争的激烈程度而言，比今年更甚。78年高考的竞争程度也要超过今年。

不过，不考虑这两年——中国大学停招了10年，77和78两年高考某种程度上可算是高考恢复后的过渡阶段——今年所谓的史上最“卷”高考也许只是起步，有论者从出生人数推断，2006至2016年是中国的一个生育高峰阶段，这个阶段出生的孩子在未来10年面临高考，届时每一年参加高考的人数都将打破今年的最高记录。
“鱼跃龙门”改变寒门子弟命运

高考在中国被看作改变命运的机会，这话在绝对意义上是对的。事实上，不但在中国，在任何实行类似高考制度的国家，都如此。因为一个人完成了中学阶段的教育，面临着接受大学阶段的教育，如果他进入了大学就读，表明他今后四年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大学和中学，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学习阶段，进入大学，预示着一个人的成年。一般来说，接受过大学教育和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此后的人生会有显著差别。

但高考和改变命运连结起来，在中国比起其他国家更明显，尤其在早期。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着一个口号，知识改变命运，实际说的是高考改变命运。一个人考上大学，被称为“鱼跃龙门”，如果他出身农民，将摆脱农民身份，进入城里；如果他出身工人，将摆脱工人身份。他们都会当作国家的后备干部，吃皇粮，衣食无忧。这无论于个人还是家族，都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用俗话说，光宗耀祖。

一个人只是通过了高考，其人生际遇就有如此显著的改变，根源在于中国是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社会的总资源有限，人口又那么多，平均分配到每个人就少，因此，谁拥有特权，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就能得到超过社会平均数多得多的资源。而要跻身特权阶层，社会需要一个选拔机制，古代的科举制和今天的高考，起到的就是为国家遴选人才的功能，它决定谁可以进入特权阶层的起码资格。

中共将特权制普遍化和等级化

中共统治中国后，不但全盘继承了过去的特权制，还由于生产力没有得到大发展，同时人口进一步膨胀，国家的特权体系被进一步固化、扩大化、普遍化并等级化。在整个国家特权化后，出于选拔人才进而稳固政权的考虑，也需要且必须为工农等下等阶级的子弟开辟一条上升通道，所以高考制度相对显得公平，表面上对所有阶层出身的考生都一视同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被认为是中国最公正和公平的考试，从而成为几乎所有人都能认可和接受的一项制度。

客观来看，高考自恢复以来，确实为许多寒门子弟打开了上升通道，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强化了社会的等级制和特权制。这个阶段持续了15年左右，到90年代中期结束。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及所带来的个体自由度的扩大，以及人们择业观念的改变和择业途径的拓宽，再加上财政负担的加重，中共开始甩包袱，大学毕业不再和包分配挂钩，也即国家不再将大学生作为后备干部培养，这就使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的含金量有所下降。以后高校又扩招，上大学的门槛降低，进入了某种程度的普惠化。虽然高考竞争依然激烈，但大学对人们的吸引力减弱，不再像过去那样显得神圣。

这并不是说高考从此不能改变人的命运，但确实比起恢复高考后的早中期来，对许多通过高考这座桥的大学生来说，原来所期待的上了大学后前程似锦的机率大为下降，他们现在要经过更多的个人奋斗才可能使命运有很大改变。这本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改变命运的机率的下降，更多落在来自城市的中下层尤其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身上。此乃表明，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并没有因为高考的实行，在阶层和城乡间有缩小，甚至还在扩大。

教育资源失衡日益严重

究其原因，出在整个国家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体系，包括大学和中学，在地区、城乡和阶层的配置比过去更畸形。大城市比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比小城市、小城市比农村，更能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不但高校的数量排在全国前列，好大学的数量更占前三，其他省市没得比，三地高考的录取率特别是好大学的录取率，比全国其他地区要高得多，而像广东、山东这样的经济大省，由于省内大学的数量相对其人口不是很多，录取率在全国排名反而靠后。

相比大学，中学教育在大中小城市间的布局更为畸形，一流高中基本在大中城市，尤其大城市，小城市难得见到几所，农村则最惨。随着出生人口的下降，原来很多乡镇都有高中，但后来都被裁撤、合并，现在多数乡镇，看不到有高中，农村学生上高中，要到大的乡镇和县城，上好的高中甚至要到省城，上学成本比过去增长很多。

那什么人能够上好的学校？在官本位的中国，当然是官僚阶层尤其在一个地方握有实权的官僚阶层的子女；除此外，就看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这并不是说你是大财主，你的子女就能自动上好学校——虽然不排除有钱人通过捐款、贿赂等方式而上好学校的情况——而是你有财力，你在子女很小时就能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中国人讲究不能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然而前提是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家庭不殷实，除非子女是天才或者格外勤奋，否则只能眼睁睁让子女输在起跑线。


2024年6月7日中国高考第一天，北京考生进入考场后，家长和老师打着伞等候在考场外。
北大、清华招不到几个农民子女

这种教育理念和现实情形最苦了城市的中产阶级，子女的教育费用是很多中产家庭的一笔不菲开销。寒门子女特别是农民子弟在这种高度“内卷”的教育竞争尚未开始就败下阵来。特别一提的是农民工的留守子女，从世俗意义上对教育的理解看，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是社会的失败者，很多留守子女在完成初中教育甚至初中未读完，就主动退学去打工。坦率地说，多数农民工也不指望其子女在长大成人后有多大出息，能够找到一个份工就满足了。

因此，像北大、清华等中国的顶级高校据说多年来招不到几个农民子女，北大教育学院曾有教授统计，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生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最近几年恐怕就更少了。清华的情况也差不多。这是新的读书无用论前些年一度流行的制度原因。当大学、高中两个教育阶段的优质资源向城市尤其大城市过度倾斜，当贫困家庭的子女先天性输在教育的起跑线，以及当职业选择的多样化后，指望高考能够改变命运，自然对多数人不合适。

换言之，改革后高考制度的多次局部修正，到今天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根子就在于，喊了这么多年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和阶层间的均衡配置，在外在条件如出生人口减少的变化下，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比过去更恶化。如果高考这个被认为是相对公正的制度都不能带来社会不平等的减少，那么其他本来就不公平的制度就更不可能有此等效应。这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社会总体的不平等，仍处在一个不断加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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