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皇帝总是会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挂在嘴上，却绝口不提“天子犯法与民同罪”呢？因为皇帝从一开始就认为“朕即是法律”，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王代表了国家最高法律，赐死于你，不容你有任何辩驳与反抗。法归于一人之手，天威不测，难以待从。正如太阳王路易十四狂妄叫嚣的那样：“朕即是国家”，他厚颜无耻地说：“最高主权系于朕一人，法庭和各级官吏的存在与权威源于朕一人，整个行政机构以朕的名义履行职能。朕独享立法权，整个公共秩序体系源于朕一人。”对于绝对主义政权的认识与理解，在中国皇帝面前，路易十四可能也还是小巫见大巫。秦始皇早有“朕之国家，天下奉一人”之言，路易十四或仅是学到了与之差不多同时代的清康熙之皮毛，要知道，秦至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皇帝主宰一切，“一人治天下，天下奉一人”，除了皇帝本人外，没有独立的个人，没有享受权利的个人，没有被尊重的个人，而只有这样两种人：或者是被皇帝吸吮血液的奴隶，或者是听任皇帝使唤的奴仆。奴隶和奴仆把皇帝视为神，而皇帝却把周围的奴仆和脚底下的奴隶都视为饿狼，时时刻刻在闪着蓝眼睛要向他抢权夺财，他要时时刻刻紧握棍棒，狠狠地揍他的奴隶和奴仆，使他们俯首贴耳，不敢反抗。而且最最要紧的是这根棍棒只许他一个人掌握，千万不能让别人握有。中国历史上这种独特的政治形态在18世纪引起了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的关注。他们一致认为，秦汉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欧洲16、17世纪才出现的一种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君主作为主权的化身而凌驾于法律之上，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于一身的“绝对主义国家”。
但是，后来的历史演变是，西方文艺复兴高高举起民主旗帜，而中国社会却依然在专制集权里原地打转，君主专制集权的根基从未动摇，与其相辅的儒法传统给予道德意蕴和调节机制，二者共同作用，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融为一体，形成“一元绝对主义”并得以赓续。回过头来，我们发现，欧洲绝对主义是由封建等级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演变的产物，其特点是打破封建割据的政治局面，由君王行使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力。路易十四“朕即是国家”是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象征。而在中国，早在春秋时期便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秦汉将这一说法付诸了实践。所以，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以欧洲历史为参照，认为中国政治是“早熟的”。韦伯认为，中国在秦代已建立了历史上明显发展且数量最大的官僚制度。福山指出中国人早于欧洲1800年便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官僚治理、非人格化、幅员辽阔、整齐划一，程度远超罗马帝国的国家。
“早熟论”认为，正因为中国政治很早就达到了极高的发展程度，所以随后就陷于长期停滞甚至衰退状态。当西方国家从“奴隶封建制”到“绝对主义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民主共和”，从专制集权到民主分权不断迭代时，中国却被秦始皇牢牢锁死，两千多年始终没有走出“专制集权”的牢笼。无可否认，“绝对主义国家”的专制集权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前所未有的优越性，无论是中国“皇权专制时代”出现的诸多空前繁荣的盛世，还是欧洲17、18世纪的光辉历史都可以佐证这一点。17世纪末法国专制君主制发展到顶峰，法兰西国力强盛，经济发展迅猛，文化高度繁荣，绝对主义专制君主制也成为大多数欧洲国家模仿的榜样。18世纪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行政司法体系，为他东征西讨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当一个明智而有作为的君主解除了权力掣肘，他的意志无疑能更有效地得以贯彻施行。但这种“一元绝对主义”往往会导致专制君主冲昏头脑，或者被阿谀逢迎的权臣蛊惑，做出极端或愚蠢的决定，一意孤行，将国家、人民以及君主自己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遇到一位昏庸的君王，当然更是危害至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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