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旭：最近，好几位做企业的朋友和我抱怨，现在一些地方的官员纷纷到企业来搞调查研究，太扰民了。应当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初衷是好的，那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立平：我觉得首先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初衷上。我们为什么要搞调查研究？是因为要了解有关的信息。为什么要了解有关的信息？是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对吧？那接着的问题来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调查研究？是因为需要制定的政策太多，需要了解的信息太多。而需要制定的政策太多，是我们政府需要管的事情太多。所以，这个事情首先表明的，是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太多。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我们的一些官员总是认为到企业去调研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有这样的一种思路：官员应该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一个这方面的内行，如果不去调研，不去了解情况，就会变成外行，就是失职。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
我们一定要知道，政府要做的事情与企业要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即使是涉及经济或企业的，你的任务是制定规则。企业经营上遇到什么具体的事情，有什么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与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你也完全不用在这上面花太多心思。有朋友问，国外为什么很少有我们这种官员到企业进行调研的情况？因为在他们那里，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边界是很清晰的。
肖旭：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政策来指导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制订规则，制订政策，不是对情况了解得深入细致一些更好吗？这样制订出来的政策，才能更符合市场或企业的实际情况啊。
孙立平：这个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即使是确实需要了解实际情况的时候，比起事半功倍的调查研究，也不如疏通和利用那些已有的、正常的、制度化的信息渠道。
比如，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美联储连续暴力加息。这是与企业和民众关系极为密切的事情。但你听到哪个美联储的官员到企业或社区去调研了吗？他们不需要了解有关的信息和反馈吗？太需要了。那靠的是什么？制度化的信息渠道，特别是统计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有非农、物价这些重要数据公布的时候，整个市场都屏住呼吸，因为美联储就是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决策的。至于金融机构、企业和民众的反应，则是媒体的事情。
我们也有相应的机制啊。我们有两会制度，在代表和委员中，来自各界包括企业界的都有。还有工商联的系统，有统计的部门，有众多的媒体。如果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能够充分发挥这些现有机制的作用，获得充分的信息，并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其效果可能要比很有局限性的调查研究好得多。
肖旭：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在深入企业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帮助企业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应该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效果吧？
孙立平：我听到一种反应，说是有时来搞调研的就是几个年轻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白白浪费时间。我的看法是，期待通过调查研究帮助某个企业具体解决某个问题，这种期待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原来有个词，叫现场办公。其实，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现场办公，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权力行使的随意性，是对于规则的破坏。能够按照规则正常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官员到现场随机解决？
而且，你到这个企业调研，帮这个企业解决了问题，那其他的企业呢？这公平吗？政府需要做的，是制订一视同仁的政策。这种政策对每个企业都应当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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