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在北京工作的包女士在朋友的建议下找到当地一家留学咨询公司，递交了去香港都会大学读MBA项目的留学申请，从此便开启了她中年硕士的香港之旅。

包女士今年40岁，毕业于中国大陆的一所“双非”大学（即非“985”、“211”名录中的大学），原来在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渠道管理工作。在中介的帮助下，她2022年成功入读都会大学，并于翌年毕业。

伴随着中国新冠疫情管控政策的全面放开和香港各种引才计划的推出，越来越多像包女士一样的内地中年人士通过高才和赴港读书的方式来港生活就业，并在小红书、知乎、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的讨论。许多申请者在网络上分享着自己新来港的感受以及经验。

和来港念书的青年学生不同的是，他们有的拖家带口，有的已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甚至有明确的创业方向和启动资本……但他们的“港漂”生活也遇到了诸如语言、签证等挑战。

但这一人群已被视为香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副院长庄太量接受BBC中文记者访问时指，子女教育是很多人才来港的目的，如果新来港人才可以带着子女一起赴港，可以帮助解决老龄化问题，其意义甚至比人才本身更大。

“子女教育是我考虑的首要原因”

包女士在2023年6月临近毕业的时候才将自己的女儿接来香港读书，而包女士的爱人则留守北京继续他原来的工作。

由于包女士夫妇都没有北京户籍，根据当地的政策，她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只能回到户籍所在地。

“我原来并不知道香港和内地教育的差异，”包女士说，“但是通过我和孩子在香港一起生活和学习，我可以让孩子在未来有更多的选择，体验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当下给孩子最好的体验。”

包女士坦言，让孩子来香港接受教育除了更好的环境也是为了让孩子逃离内卷。“在北京的教育环境下，如果让我的孩子去拼成绩拼高考上‘985’这个等级的名校，我看不到什么希望。”

根据精英考试网的资料，2023年中国“985”大学平均录取率为1.62%，录取率最高的地区上海也仅有6.17%。

很多像包女士一样有内地背景的港漂父母会将香港的八所公立大学（即“八大”）作为子女就学的目标。香港考评局公布的资料显示，2023年参加香港中学文凭试（DSE）考试的人数为50823人。与此同时香港“八大”每年可提供的学位约为15000个，录取率为29.5%，远高于内地“985”大学。

包女士说，她的女儿在香港读小学六年级，来到香港后非常适应香港的学习生活，现阶段她希望女儿可以在香港接受教育，直到完成学士学位后再另作打算。

庄太量教授受访时指出，香港一直以来都是自由进出的移民城市，这也是香港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子女教育是很多人才来港的目的，如果新来港人才可以带着子女一起赴港，可以帮助解决老龄化问题，其意义甚至比人才本身更大。

根据香港统计局2023年年中数据显示，香港60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30.5%，较2022年底增加了0.7%，而0-14岁人口仅占总数的10.2%，较2022年底减少了0.1%。

庄太量指，从人口金字塔看香港的年龄结构是失衡的，人才带小孩来港可以增加人口的流动性，对香港一定是一件好事。

续签IANG有点难

2020年香港立法会发表的全球争夺人才《研究简报》显示，2010至2019年，获批的内地人才中，有12%在香港工作、居住满7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而根据高才通协会接受媒体访问时估计，只有不到20%的获批者最终来港定居。

对于中年人士来说，他们要面对比年轻人更多的挑战：年龄、语言、稳定性以及来自家庭的压力，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留在香港的障碍。

2023年包小姐港硕毕业后，便在香港开始自己的创业项目——她一边在湾仔经营着一家移民咨询公司来帮助更多内地人赴港工作生活，一边运营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分享自己在香港的体验和感受。

但是如何续签自己的IANG签证（指香港高校的非香港本地毕业生留港签证，通常在毕业后可无条件留港24个月）的问题最近始终困扰着她。“我的生意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是通过熟人介绍。虽然两年的IANG的签证时间比原来更充裕，但是现时政府对于创业公司的门槛过高，害怕自己无法达到相应的标准。”

记者向入境处电邮询问有关使用IANG签证自己开办公司留港续签的标准时，收到回复要提供相关业务文件，但并未说明自雇续签的具体要求。

包小姐感觉，对于创业公司续签IANG的具体标准和自雇人士是否可以通过IANG续签留港，相关政策尚未明确。

“对于我们这些中年人来说，我们的资源和积累更多的在内地，即使我们有很好的商业计划，工作经验和人脉，我们也很难在香港找到用武之地。”包小姐说。

包小姐希望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政策，帮助更多像她一样的中年港硕顺利拿到香港身份。

在香港找工作难吗？

包女士指，自己在创业之余也会看一些跟自己原来工作相关的工作机会，但是由于香港的特殊坏境，语言成为最困扰她的问题。

“我是北方人，广东话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难关，”包小姐说。

同样，中年辞职的向先生在高才通获批后，也面临着在香港找工作的问题。向先生今年33岁，本科和硕士都在悉尼学习商科的相关专业，原来在杭州的国企从事贸易内勤的工作。本以为在以商业著称的香港可以找到心仪的工作，但也面临类似困难。

“为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问题，”向先生说，“虽然我是广东人，但我只会基本的广东话，有时我不知道某个工作岗位对于广东话的要求具体是什么样的。”

向先生指，很多岗位都说需要流利的广东话，但具体“流利”的标准对指具备基本听说能力的他来说，还是不够清晰。

其次，向先生认为，香港的工作机可能相比他原来国企的工作不够稳定。

“我今年已经33岁，我担心后续在香港找到工作后会经历裁员和公司经营的问题，这也是我现在考虑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向先生说。

向先生指，因为辞职来香港的时间过长，家里对他的压力很大，他希望可以尽快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否则他会更多尝试在老家珠海的工作岗位。

对于这样的情况，庄太量教授表示，虽然香港的人才政策已经放宽很多，但也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去筛选人才。适应香港生活的人才就留下，如果不合适也要尊重个人的发展和意愿。

“20%已经不算是很低的数字，每年可能有7-8万人通过不同计划获批签证，就算最后只有1-2万人留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庄教授说。

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师阮颖娴博士接受BBC中文记者电话访问时则指出，找工作难的问题可能跟岗位的错配有关，从事金融相关行业的人才在香港更容易找到工作。引进人才的种类不同，要视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留港率低的问题，阮颖娴指，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城市不会在乎人才最后是否成为本地市民，香港也是同样，只要保证人才的流动性，最后是否留港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庄教授指出，香港需要发展更多的高科技产业和其它产业，以减少人才错配的问题。政府也可以提供相应的支持来帮助解决高才通获批者来港后语言和孤独的问题。

阮颖娴认为，虽然因为复杂的国际环境，香港正在失去一些吸引人才的优势，但是最终这样的情况会否传递负面的信号，还要取决于最后市场和经济活动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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