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之下，清政府真正感受到了工业的力量，感受到了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未经历过的耻辱。就在这内忧外患，大清江山摇摇欲坠之时，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开始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运动，就是学习西洋之长项为我中华所用，即西学中用，从而达到强我中华，抵御外辱之目的。这场改革，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出自于晚清大思想家魏源所著之书《海国图志》，在此书中魏源就提出了学习西方为己所用的思想，而且明确提出了“夷技”所长之三点，即“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此著作及思想一经提出，立刻受到清朝一些重臣所重视，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员都积极倡导之，掀起了一股向西洋学习之热潮。而清政府也极其重视这股学习西方之热潮，其中掌权者议政王恭亲王奕訢以及军机大臣瓜尔佳-文祥，这都是洋务运动的力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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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作者魏源
我国历史上的无数次改革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所谓“保守派”的阻挠，晚清的这次洋务运动也同样面临着这个挠头问题。而且，这一次是要引进西洋技术和科学知识，尽管洋务派已经强调仅学习西洋技术与知识，并不以西人思想和制度所用，但是还是遭到了朝廷上下，绝大多数人反对。其实，这也不能怪这些“唱反调”的大臣们，他们自始至终都接受的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体系教育，他们一生所推崇的就是文化修养，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平心而论从个人修为以及个人思想“武装”这个层面来说，这些传统文化确实优秀，但是面对这“科技改变世界”的大潮流，仍然秉持着传统思想而拒绝先进文化与科技的话，那就是绝对的因循守旧。
其实地方大员曾国藩以及中央奕訢等人，之所以能够推崇洋务，主要还是他们见识到了洋人的强兵利器之害。曾国藩等人与太平天国之缠斗，很大一部分是利用洋武器才角逐出胜负。而奕訢更是见识了洋人恃其利器直接逼宫紫禁城，这些亲身所经历之事实，让他们有了启蒙之思想，成为整个洋务运动之中流砥柱。相反，大部分在京官员并没有多少真刀实枪的经历，要让他们一下子接受这种与自己所学大相径庭的西洋文化，那简直就是不可能之事。所以，洋务运动伊始，朝野上下反对之声呈压倒之势，这让洋务派陷入尴尬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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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年－1872年）
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们会知道，我国封建社会之改革能否进行甚至持续，最根本的关键因素是最高统治者之想法。历史上的大改革家，无论是商鞅、王安石还是张居正，他们的改革从如火如荼到一盆冷水，决定最终结局之关键，无一例外的就是这最高统治者。洋务运动自然也不会例外，整个洋务运动始终，大清王朝的实际最高执政者就是慈禧太后，所以慈禧太后的态度与行动将直接决定洋务运动之命运。
在我们传统的印象之中，慈禧太后是典型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所以会有如此印象，其重要原因就是慈禧太后镇压了光绪皇帝之改革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关于这场变法之始末缘由，我们择期再叙）。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尤其是其垂帘听政，把持朝政伊始，慈禧太后并非因循守旧，甚至是相当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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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奕訢（1833—1898），即和硕恭亲王
当恭亲王奕訢将主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奏折兴奋的呈交给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太后表现出和奕訢同样兴奋，因为慈禧太后同样经历过“西洋之痛”。
就在咸丰皇帝去世的前几年，外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咸丰皇帝携带着家眷老小仓皇逃跑到热河，这一路上慈安、慈禧太后等嫔妃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而且，当奕訢主持京城工作，与洋人签订《北京条约》，换来暂时和平之后，咸丰皇帝却当上了“缩头乌龟”怎么也不肯回京，最后在热河郁郁而终，这些都令思想激进的慈禧太后对洋人产生了深恶痛绝之感。可以说慈禧太后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洋人有什么好印象，只不过迫于国家实力有限，力不从心无法报仇罢了。所以，慈禧太后对于一些在不影响个人统治权力之前提下的富国之策，都是欣然接受并且是跃跃欲试的。
因此，当慈禧太后阅览了奕訢的奏折之后，立即传下懿旨，着朝野上下官员讨论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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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北京条约”时的情景：庆亲王、李鸿章与法国全权公使
这道懿旨一下，朝野上下就炸开锅了，反对的奏折如同雪片一般向清政府飞来，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当属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皇帝讲师的理学大儒倭仁。倭仁是当时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理学大儒，就连曾国藩都拜其为师，讨教修身养性之道。当然，也正因如此，倭仁反对西学的态度自然最为强硬。
当然，以奕訢、文祥等人为首的洋务派，也并非等闲之辈，对于“顽固派”的种种指责，以事实为依据，给予强有力还击。两派代表是来回驳斥，双方都不甘示弱而争执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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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尔佳·文祥（1818年－1876年）
就此局势，慈禧太后特地与奕訢商议对策，并询问奕訢是否有信心驳倒倭仁等顽固派，奕訢当即表态信心满满。基于这种情况之下，慈禧太后特地主持了一场现场辩论大会，辩方就是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反方就是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两方代表就各自秉承之观点一一陈述并对对方之观点加以驳斥。当谈及如何富国强兵之时，奕訢认为以西洋利器武装，进而以西洋训练之法训练大清军队，此乃强兵之首要。进而，另辟蹊径，办理洋务才是富国之道，才能与洋人抗衡。
倭仁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官兵各职操守，从思想上加以改造，就能够战胜强敌，现在看来倭仁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奕訢进一步驳斥，之前我大清官兵奋不顾身拼死杀敌，最后不也落败。并指出你倭仁既然认为洋务这套不是可取之法，那说明大学士已经有了更加具体的御敌强国之策，就请倭仁呈上具体方案我们详细议论议论，倘若你倭仁之法可行性比洋务更优，洋务运动就不搞了。这一下子点了倭仁的死穴，当即哑口无言。慈禧太后见状对洋务派有利，当即宣布限倭仁三日内呈交强国强兵具体之策，这可着实难为了大学士倭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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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1835年—1908年）即孝钦显皇后
仅三日期限，别说倭仁心里根本没谱，就是有一些想法，想要形成具体可行方案，这个时间也很难完成，其实这明摆着是慈禧太后刁难倭仁，以此来打击顽固派之嚣张气势。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倭仁，根本拿不出有什么具体可行之方案，心力憔悴的他，竟然有一次在给同治皇帝讲学之时失声痛哭，搞得少年皇帝不知所措。
迫不得已，倭仁只好认怂，写了一份极为诚恳的自我谴责奏折呈交慈禧太后，并明确表态自己不再阻止搞洋务，从此洋务派在表面上扫除了障碍，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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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 的书画落款
这次洋务大讨论是发生在辛酉政变刚刚结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初期，不难看出慈禧太后的表现是十分激进的。其实慈禧太后在其执政时期，一直保持着这种激进的思想，她从来不反对更不阻挠富国强兵之改革，所以慈禧太后并非一位老顽固，更从来不是顽固派之代表。但她最为忌讳的就是别人染指她的权力，这是慈禧太后绝不允许他人触及之底线，为此她甚至不惜主动与全世界宣战，当然这都是后话。
除此之外，慈禧太后最应该被后人诟病的就是她那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为了贪图一时安乐，为了一己私欲之虚荣，而动用了国本，导致清朝在甲午海战中溃败，成我中华民族最为切肤之痛，其对于国家之伤害时至一百二十余年之今日，依然未被完全消弭，这些才是慈禧太后真正应该被千夫所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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