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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看，从1960年2月开始到1960年10月，中央不同的部门几次派人到信阳作过调查，10月份，毛泽东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泽东是怎样看信阳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4号）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文件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但是，毛泽东这些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文件上批的，我还没有找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徐子荣给“主席、总理、富春同志并子文同志、中南局陶铸、任重同志并省委”的报告称：“从群众的控诉揭发的事实看，完全证实了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千真万确的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
在甘肃省档案馆我看到了西北局张德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传达资料。
张德生传达说，毛泽东主席1960年10月27日、28日两次谈话，其中谈到信阳问题。毛泽东主席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
刘少奇也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说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这个逻辑，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补课”。
实际上，信阳是老区，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彻底。土改以后省委副书记孟飞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阳搞土改复查，结论是肯定的。但是，毛泽东既然这么说了，下面就得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意见。
于是，在信阳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村基层干部。
9、基层干部承担了饿死人的责任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别山创建根地起家的，对这里民主革命是不是彻底，他应当很清楚，但他还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意见。看见死了这么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说，我一辈子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在长征时西路军突围回到陕北，这是第二次。
张树藩回忆说，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不久，就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中央和省里来的干部亲自主持鸡公山会议揭信阳的盖子，搞民主革命补课。说信阳干部都不行了。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部、省委抽调1844干部，信阳地委又抽调1483名干部，一共4779人（另一资料说中央派干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干部765人，抽调各市县干部2986人），来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多人，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1621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训了有开斗争。”李先念说，对这些人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吴芝圃、戴苏理亲自到固始县开万人大会，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当场逮捕。为什么对杨守绩特别重视呢？因为在1959年开始出现浮肿病人并有人饿死时，杨守绩没经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吴芝圃这么重视杨守绩，显然是捂盖子，掩盖自己的责任。
大量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劫难逃。以潢川县为例，当时的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全县12个公社中，6个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6个已蜕化变质。在178个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46个，占总数的82％；部分烂掉的25个，占14％。在1710个生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100个，占总数的70.3％；部分烂掉的有360个，占21％。潢川县整风领导小组统计，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5156人当中，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分子有2144人。
中央专案组于1960年11月20日上报了《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这个报告说：
信阳地区在去冬今春，由于路宪文等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政领导，以反右倾为掩护，大搞反瞒产运动，采取乱打、乱捕、乱杀等地主、国民党的手段，对全区800万人民，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局面。
信阳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报告说，根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专案审查，审查对象是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其他应审查干部由各县进行审查。报告说，初步审查的情况是：
按上述范围，现列入专案审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13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石富荣、延炳玉、武建华、副秘书长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长王墨林、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林、工业部副部长贾西雨、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书记刘文彩、孙广生、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等。
中央专案组将上述人员分三类：第一类是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权，共12人，占30％。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农身份混入党内；第二类是被反坏分子拉出去了的，与反坏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共4人，占10％，如马龙山；第三类是蜕化变质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绍举等。
在县以下的公社和大队，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像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召开诉苦大会，对前两年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群众运动一起，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出现了，有的公社干部80％、甚至100％地受到惩处。打骂、肉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上蔡县几千人被打，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身上。
继全面夺权之后，又全面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和社队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员、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集中起来审查。每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机关、学校的房子都关满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余德鸿说是40万人，张树藩回忆录说是20万人。集中起来的人，根据问题大小分别编为两种班次。问题大的编入特训班，限制人身自由，门前架着机关枪，在周围设岗哨；问题轻的编入集训班，也限制自由和武装看管，但较松一些。
应当说，在极权制度下，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造成的，从更深一层讲，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让他们作替罪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者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还是“正确、光荣”，始作蛹者毛泽东还是“英明、伟大”，产生饥荒的制度照样是“无比优越”，这是一种妇孺都能辨别的低级谎言。
从中央派来大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对信阳事件的看法。
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王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分别就信阳事件作了重要讲话。
王任重说：
这次中央开会，毛泽东主席两次谈了关于革命运动的问题。主席说，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完成，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要继续搞革命。虽然上一次主席就提出信阳问题是敌我问题，但是认识不深刻。这次主席这么一讲，特别是同志们讲了情况以后，认识更深刻了。
听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县看了以后，思想才明确了，确确实实县社都有敌我问题。
现在看来，目前我们认识上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不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处理呢？不，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认识上有错误，那就是对明明显显的敌我矛盾认识不足，对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国民党实行资产阶级报复的本质没看清楚。
国民党残酷烧杀抢掠也不过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红安在10年内战时期被敌人杀了10万人。全县48万人剩下38万，但那是10年搞的。比较起来，光山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残酷的情况如果说不是敌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对待人民不如牛马，任意打骂，一直打到死，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不是敌人是什么？
要爱人民恨敌人，要领导人民申冤报仇。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
在这些地方要进行第二次剿匪反霸，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进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发动群众，打倒敌人搞革命。
为什么干部队伍烂掉这么多？为什么“五风如此严重？为什么党的政策贯彻不力？主席也问过我们，是不是搞了以后还会再犯？我们说，真正采取革命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搞好了，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也许不至于再犯。
今后怎么办？挑选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地主女儿结婚，起码对领导干部要加以控制。
徐子荣在讲话中说，要把这一仗打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战斗。要把民主革命这一课补好，现在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来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现在是贯彻下去的问题了。现在看来，信阳问题暴露得差不多了，整个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这确实是敌人的大谋杀。信阳从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经历了一场很严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铺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个村庄被毁灭掉了。除了干部及其家属外，群众没有一家一户能幸免，一家死一个两个是轻的，有1900多户死绝了。
按照当时的思路，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阶级成份不好的人干的。事实上这些成份不好的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调查组已有统计：信阳事件中五类分子比劳动群众死亡多），他们在土改、镇反以及各项政治运动中已经下入了十八层地狱，他们不可能干这么大的坏事。作为从事公安工作的徐子荣眼睛还是盯在这些人身上。徐子荣在这次讲话中说，有很多县社钻进来的五类分子、地主恶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动会道门、特务可是不少。应当肯定有的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石绍举有一班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闹一气，为了提拔坏人把地主改成富农。徐锡兰也是提拔了一批坏人搞坏事。马龙山问题更大，和香港派来的特务有勾结。分析起来，这个地区土改不彻底。现在专案不少，都要查，信阳已有三五千了。
王从吾在讲话中说，从信阳和其它地区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对劳动人中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是阶级敌人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办国民党的事，是反革命复辟。信阳地区的党政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夺取了，变质了，基本上烂掉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初步调查是地主出身，入党后私自改为中农，抗战时期和托派张慕陶有关系。其他5个书记，除一个被打击排斥以外，4个书记对信阳事件都有严重罪责。地委基本上烂掉了。全区18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20人中，初步查出2个当过汉奸，12个蜕化变质，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做老婆。这14个人当中70％都有严重问题，现已停职反省。在职6个当中，一个当过伪保长，一个犯过严重错误，另4个待继续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罗山5个县的县委书记共41人，有钻进党内的漏网富农，日伪保安队员、维持会长、三青团、强奸犯4人，蜕化变质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这29人占总数的70％。
由于对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因此，在对主要责任人定罪的问题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拟定过，在信阳，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个人，全地区杀上万人。这个方案中央没有批准。最后决定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后请示毛泽东，他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年徒刑，8个县委书记的处理结果是：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书记徐书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代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局长韩仁炳，都判了几年徒刑。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县委书记被逮捕法办以后，他们的家庭、亲属也受到株连。息县徐锡兰被抓走后，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门，扫地出门。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因母亲关押不能带孩子，只好强行断奶，活活饿死。其余三个孩子最大7岁，最小的3岁，沿街要饭达三年之久。光县县委书记马龙山被捕以后，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县，到处流浪，以拾菜根、要饭充饥，拾垃圾、卖破烂度日。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被捕后，妻子也抓起来了，三个孩子在家受凌辱，同学们对他们又骂又打。
当时在民主革命补课的大风暴中，他们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检查。
路宪文的检查说：“我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去冬今春在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上，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在一个时期工作方针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说，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抗旱斗争胜利后的农村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秋季产量作了浮夸的估计，把灾年当丰年。高估了粮食产量，多征购了粮食；第二，对农村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粮食紧张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而错误地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反瞒产的斗争。第三，我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我在粮食工作中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征购上总想多征购一些，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出了问题有办法，在统销上总想少销一些。
显然，路宪文的检查和上级对他的定性相差很远。
当时被认为十恶不赦的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检查中倒是说了一些当时没人敢说的真话。他除了承担一些责任以外，还认为：“这样严重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县或一个公社，而是全区性的，并且普遍而严重。这就足以证明了地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够正确的。”（如果他知道这样严重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信阳，而且发生在全国，他敢说中共中央不正确吗？）他在检查中还认为，出现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单纯强调所谓国家观点，将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并以此为纲，大反右倾，实行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马龙山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简单，可能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才豁出来说出这样的话。
这些倒霉的县委书记现在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1999年秋，我到信阳第二干休所找到了风烛残年的石绍举。在一个大院子里有一排一排的房子，信阳的一部分离休的老干部住在这里。走进院子，看到一位手拿拐杖、衣着不整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这就是石绍举。他步履蹣跚地把我们领到家里。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家里摆设简单而杂乱。在一楼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很大的毛泽东主席像。我采访时他已经81岁了，思维不很清楚，但过去的事还记得。他说1958年在郑州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看戏，看的是穆桂英挂帅。“毛泽东主席坐在第七排，吴芝圃陪着，我也在第七排，在边上。”他把和毛泽东一起看过戏当作终生的荣誉。石绍举是江苏人，1940年参军，七次负伤，1958年前后在淮滨县和固始县都当过县委书记。他老伴张生芝，当年任固始县妇联主任，倒是记忆清晰，表达得也很清楚：
1960年农历11月7日晚上10点钟，全地区同一个时间捕人，捕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大队和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有的也捕了。固始县就押了3万多。先把他的枪下了，戴上手铐押走了。家抄了，门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训。他是被捕，我是集训。集训班四面都架着机枪。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父母抓走了，孩子们哭着喊爸喊妈。在固始开万人大会批杨守绩。
大概是老伴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石绍举也接上了话荐：
对我是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过，还是吃干部粮。当时的事不能提，提起来我就睡不着觉。当时不是没有粮食，就是不敢动。看到农民没吃的，我找粮食局副书记周义原，我想借出三五百万斤，等收完了粮食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是吴芝圃书记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区里报，一下子拿三五百万斤那怎么行？其实当时早两个月发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谈起饿死人，老太太把话接了过去。她说：
我奶奶饿死了，我姐姐也饿死了。我姐在息县，是头年11月饿死的。死后放在家里，没有埋。为的是想顶个名额，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实际上，食堂早就停伙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几个月，眼和脸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了。家乡的人饿得没办法跑到我这里来，我不敢留，那时不让农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给点吃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我是妇联主任，最知道妇女的苦处。那时百分之六十的妇女不来月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妇女子宫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图1-4 石绍举夫妇照片）
后来由于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情况，再说信阳是反革命复辟就太不符合实际了。对被关押的县委书记们也逐步放松了。1963年9月到10月间，他们先后从牢里放出来，分别到农场、农村劳动，每月发几十元生活费。1978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都解冻，又批准他们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当他们知道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他们不服气，还不断地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路宪文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较俭朴。在那种体制下死心眼紧跟吴芝圃，在吴芝圃的多次表扬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面几个专说好听的参谋，所以犯了错误。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暴露以后，吴芝圃把责任全推到路宪文身上。他在批判路宪文的会上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面干部就在省委书记面前求表现，纷纷上去殴打路宪文。原来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慰屏表态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
路宪文在申诉书中一再强调，在信阳发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发生了，信阳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饿死人的情况在全省都发生了，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处理是错误的。1993年，离休已经10年的路宪文得了癌症，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文中总结信阳事件发生的原因时说，“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用政治斗争的办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这是一条重要教训。文中还写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为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共产主义生活。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都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所关心，群众对党组织有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就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产生信阳事件的社会原因。
我很想见一见路宪文，准备同他深刻谈一次，但是，在电话中，他当律师的女婿说老人身体不好，婉言谢绝。
二、“潘、杨、王”事件
路宪文说得对，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阳，在许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只不过信阳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而已。河南问题不是某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而是全省的问题。有人说，没有“潘、杨、王”事件，就没有全省的大饥荒，也就没有信阳事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潘、杨、王”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之间，十多万人挨整，20多万人受株连，100多人致死。两年以后，又说搞错了，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2001年3月到5月间，我三次访问当事人杨珏。从林业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杨珏住在王府井西边不远的晨光街10号5－14号。这是一个高级干部住宅区。他虽然已86岁，但思维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时插话补充。为了帮助我弄清历史真相，杨珏还打电话给在山西的王庭栋（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职务上离休），王庭栋很快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回忆材料。此外，我还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比较清楚。
“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这时给他当秘书）。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职务。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1955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在一般情况下，张玺调走了，吴芝圃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潘复生来了，河南干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吴芝圃，1906年3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4年暑假，吴芝圃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他衩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跟随毛泽东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革命战争年代，吴芝圃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对毛泽东崇拜有加。他也像毛泽东一样，酷爱古书，下乡时还带上一竹箱线装书随时阅读。杨珏说，在北京开会时，吴芝圃到琉璃厂花300多元买了一本旧书，非常高兴，一回到宾馆就津津有味地吟诵。下基层时坐着小面包车，还带着一箱古书。路过试验田，有人说：“你看这麦子长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们下去看了赞不绝口，到了地委，地委书记路宪文在汇报时说今年收成不好，吴芝圃反驳说：“你应当下去看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
1、潘、杨、王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为什么要批判这三个人？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人。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中的242个生产队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了工作。他一上任，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2、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把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3、“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
4、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帐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1958年10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亿多张（原统计资料如此）。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杨蔚屏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1958年7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祝贺：“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贺河南省夏季大丰收，也祝贺河南战胜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一面白旗，也祝贺你们巩固了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这一面红旗。”谭副总理的祝贺在会场上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的暴风雨强化了政治斗争的暴风雨。几乎各县都揪出了“小潘复生”，这些“小潘复生”所遭受的摧残比潘复生严重得多。据估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摧残致死一百多人。
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封住了人们的嘴，为说假话扫清了障碍。谁要对高产卫星、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就会成为“怀疑派”。“怀疑派”是和“潘、杨、王”“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就会成为辩论对象。而当时的所谓“辩论”，就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判，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一听到不同的看法，就会有人说：“辩论他！” 就会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挨打，接受训斥。
谁是谁非，群众心里最清楚，农民同情潘复生、不满意吴芝圃，省里张贴的布告后面吴芝圃的名字，被农民用牛屎糊起来了。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自1957年河南揪出7万名右派分子以后，知识界已经噤若寒蝉。1958年又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
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1、水利建设不讲科学，劳民伤财
水利事业不是单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而极权制度正好有这个优势。因为它掌握了全社会的资源，它可以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平心而论，在毛泽东主政的时候，中国的水利事业还是有成绩的，有的水利工程在邓小平时代还在受惠。但是，当时把事情做过了头，让老百姓作出了难以承受的牺牲。在搞水利工程时，不讲科学，只顾蛮干，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实际成了大祸害。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祸害。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造成了2003年巨大的渭河水灾。
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月到12月初，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简报》，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于是，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利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标。1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河南省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亿立方，蓄水能力262亿立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48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土石方2909万立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土石方1.34亿立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到80年代，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至於群众投入劳动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年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其中7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3万人。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的承受能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科学态度被“敢想敢于”所代替。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标，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铁佛寺、白果冲两座水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龙，在1960年5月17日夜突降暴雨时，大坝冲毁，近2000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头两个月还能吃饱饭，到1958年10月以后，以及1959年和1960年，基本上饿着肚子从事繁重劳动。水利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和摧残，在水利工地上饿死、打死无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1960年12月6日在河南省讲话中说，仅固始县三个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饿死17000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共产主义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很多。
4、大放“卫星” 农民遭殃
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河南省的高指标和大跃进起著关键的作用。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议过程中，毛泽东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被毛泽东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年实际指标的2.4倍。当然，毛泽东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叫卫星人民公社）韩楼大队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等种了2亩9分地的试验田，小麦确实长得不错。正准备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陈世俊问：“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说：“至少亩产3000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过去一亩才打100多斤，一下子打这么多，是不是太离谱了。钟德清说：“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曹玉娥说：“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曹玉娥说：“那不是哄人吗？”钟德清说：“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他们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11178斤，按2.9亩算，平均亩产3854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3530斤上报。第二天（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璜的报道：
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2亩9分小麦亩产3530斤。
继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消息传开之后（这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6月8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2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6斤，平均亩产3530.75斤，比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750斤的3 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2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6人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2亩9分地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120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2亩9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吾、卫星社社长钟德清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过数次丈量，丰产事实完全可靠。
……
方璜是本书作者的同事，是前辈，她已离休多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眼中，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老太太。在她75岁的时候，本书作者向她问起这件事。谈起这段历史，她唏嘘不已。“我是奉命下乡寻找卫星的，下去后听县里的领导同志说韩楼放了一颗亩产3583斤大卫星，将信将疑。到了现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县社的领导过的秤，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这种体制下当记者，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是的，在专制体制下，新闻只不过是专制者的喉舌。写什么，不写什么，记者是不能作主的。方璜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报》为放卫星的消息配的社论更是加油添醋：
社论一开头就引用了一首诗：“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接着写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人们歌唱着的，就是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实现的。”“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2、亩9分小麦亩产达到了3530.75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当年在公社搞展览的原遂平县一中教师魏玉超对康健回忆说：报纸登了高产消息以后，省里来通知要办粮食丰产展览，要我们公社派人去。公社党委让我和曹玉娥去。展览布置好后曹玉娥回来了，我还留在展览会上。记得8月初，天很热，通知说中央领导来参观展览。原来是周总理来了。大伙儿很激动，手都拍红了。周总理来到遂平县人民公社展室时，讲解员江玉兰激动得忘了讲解词。周总理笑着对她说：“别着急，慢慢讲。”江玉兰才恢复平静，讲起了亩产3853斤的经过。周总理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7320的卫星。”
周恩来于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7201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平在你们那里，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
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人们用常识作出判断：7320斤，在一亩面积的打麦场上平铺将近半米厚，这是不可能的。在人们的怀疑中，地委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去核实。王秉林回来说是真的。1999年，早已离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阳市狮河宾馆同本书作者谈起了这段经历，他说，那是麦收后一个月才报的产量，我们看了装在箔屯子里的麦，也量了土地面积。当时我心里怀疑不是一亩地打出来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谁敢说呀？只好说是真的。我还没回来，《河南日报》就登了。
对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下面引用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
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康健先生就是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一直在当地工作，他这本书的材料都跟当事人谈过，是可信的。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一旦成为风气，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愈演愈烈。
秋收期间，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泽东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表1-1 1957-1961年河南省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246 281 217.6 185.9 144.2
贸易粮 213.91 244.35 189.22 161.65 125.39
征购(亿斤)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销售(亿斤) 46.27 73.49 73.20 40.28 31.27
净拥有(亿斤) 196.29 218.05 194.77 175.35 134.04
总人口(万)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人均净拥有(斤) 405.56 441.13 391.18 363.95 277.5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注：表1-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计算，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1.15即是）。二，此表中的（产量－征购＋销售），即为当年河南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1月－12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例如，1958年粮食产量244.35亿斤（贸易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1959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1958年的秋收与1959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河南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本书其安各省的粮食表格都同此注，不再另注。
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粮食部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年征购67.65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5.5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前面介绍的信阳地区血腥地反瞒产私分情况，仅是河南省的一个局部。
4、“大跃进”花样翻新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车子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轴承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仅商丘地区投入人员达100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当响”。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种红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红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万到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7月到9月，每天有3000人参观嵖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商城县人民公社的规模达2万户，7月20日，在城关镇召开成立大会，有10万人参加，除了国内多家新闻单位以外，还邀请了外国记者。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也应邀到会。会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作了显著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了奖状。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1958年10月20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年8月初到10月20日止，被打人员共122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河南省大炼钢铁也走在各省前面。1958年3月18日，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又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9月12日，《河南日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9月15《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 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由于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1958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么“家务劳动社会化”。吴芝圃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强劲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却自豪地介绍，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蒜、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市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亿元（当年财政收入仅14.16亿元），吴芝圃高兴地说：“截至8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378000多个。”这一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年一倍多。城市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市的共产风也将市民的私人房产收归集体所有。
1959年4月，在全国一度对1958年狂热进行反思，河南也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钢由80万吨调为22万吨，生铁由150万吨调为80万吨，粮食由500亿公斤调整为325亿公斤，基建投资由18.6亿元调整为13.6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标依然高不可攀，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5.14万吨，生铁69万吨，粮食只有97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强行完成18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1959年的实情，在12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55.7%，粮食270亿公斤，钢铁达到150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可是，吴芝圃仍然要高举“三面红旗”。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吴芝圃等受宠若惊，进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1959年2月开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据说改革炊具32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1959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7月23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毛说上了史向生的当。
面对农村的严峻现实，一些农民和乡村干部在1959年尝试“包产到户”，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支持支持这些救命措施。秋后的反右倾斗争，这些措施被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干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
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量97.45亿公斤，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年、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4.8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3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泽东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并于4月1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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